三、受害群体的心理与社会特征

防骗意识差异：部分中国人对境外风险认知不足，尤其是年轻人易被“暴富”诱惑，老年人则因信息闭塞更易受骗。

轻信与隐忍倾向：有观点认为，部分中国受害者倾向于息事宁人，报案率较低，且对跨国犯罪的追责难度认知不足，间接助长了犯罪分子的气焰。

四、国际执法合作的困境

司法主权限制：缅甸部分地区由地方武装割据控制（如克伦民族军控制的妙瓦底），当地势力与电诈集团勾结，缅甸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管辖，而中国警方无法跨境执法，导致打击难度大。

犯罪转移风险：即使部分园区被取缔，犯罪团伙可能转移至其他法制薄弱地区，而非彻底消失。

五、针对欧美人的成本与风险更高

法律威慑差异：欧美人遭遇跨国犯罪时，其政府可能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或军事手段施压，而诈骗分子忌惮此类反应，倾向于规避风险。

语言与文化壁垒：诈骗欧美群体需掌握多语种，且需熟悉复杂的金融监管体系，犯罪成本显著增加。

再加上欧美信息保护得比较好，在欧美黑市，获取个人信息的成本高昂，甚至比电诈本身的利润还高。

电诈分子很难搞到他们七大姑八大姨的信息，来装瓷套近乎，想诈骗他们事倍功半，还不如骗中国人来的直接爽利。

另外，电诈分子对中国人的心理已经摸的很熟，知道用啥话术能打动，每个骗局从开始、发展到高潮到最后收网，几乎环环相扣、精细设计。

总结

缅甸电诈“偏爱”中国人的核心逻辑在于低成本、高收益、低风险：语言文化共通性降低了犯罪门槛，中国经济特征提供了便利条件，而国际执法漏洞与受害者心理弱点则进一步放大了犯罪空间。相比之下，针对欧美人的诈骗需面对更高的法律风险和操作难度，因此犯罪团伙更倾向于“就近收割”同胞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